还有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共产党，他们同样是对革命的手段缺乏充分的认识，妄图依靠议会选举的和平方式来掌握国家政权，从而完全忽视了敌人的狡猾和残忍。

而对于斯大林同志来说，他秉持的就是第二种观点，对国际共运，对世界民族解放运动，他似乎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悲观情绪，这或许是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，毕竟在斯大林同志的一生都是在革命斗争中度过的，他已经见惯了国际共运从兴起到鼎盛，再从鼎盛到低潮的过程。这倒不是说他丧失了信心，只是在这种反复的循环中，任何人都会变得更加现实，更加保守。

不要小瞧苏联领导人在国际共运问题上的悲观情绪，这种情绪对联盟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，正因为国际共运总是有一个从高潮走向低潮的过程，也是因为直到目前为止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，也只在联盟取得了成功，因此，在联盟内部，很容易滋生出一种情绪，那就是联盟的成功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共运都是具备指导意义的，说得更到位一些，就是莫斯科认为在搞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上，只有联盟才真正具备说话的资格，其它国家，其它国家的共产党，只有接受联盟的指导甚至是领导，才有希望获得革命的成功。

就目前来讲，这种情绪在联盟高层中虽然还不是很明显，但却已经存在了，它甚至已经出现了外在的表现，比如说在对待巴尔干地区的问题上；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；在对待朝鲜半岛的问题上等等等等。

“不过，英国人的判断应该是准确的，在我看来，美国人在短期内应该也没有向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，”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维克托的心里在想些什么，他接着说道，“我们之前所得到的情报，无疑也证明了这一点。换句话说，面对压力，安卡拉方面很可能会接受英国人的讹诈，将更多地权力交到英国人的手中，这对我们来说，显然是不利的。”

语气顿了顿，他将目光转向维克托，问道：“你有什么想法，尽可以提出来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斯大林同志，之前，我已经就联盟与英国的关系问题，向您提出过建议了，”维克托说道，“我的看法是，联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与英国人之间的关系，从而避免在地中海以及中东的问题上，给与伦敦太多的压力，那样的话，我们势必会迫使英国人更早的采取战略收缩，并竭尽全力将美国人拉到中东以及地中海的地缘政治博弈中来。”

正如维克托所说的，在几个月前，他接手了中央国际部主席的工作后不久，便曾经向斯大林同志提出过这样的建议，对于联盟来说，相比起英国，美国显然才是真正麻烦的竞争对手。现在，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在对外战略上还有些问题，而联盟正确的策略，应该是尽可能延缓美国人转向中东的时间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莫斯科就不能对伦敦压迫过甚。

斯大林同志的眉头皱了皱，他没有直接说什么，而是陷入了沉默。

其实，相比起美国来，斯大林同志对英国的恶感要更加强烈，毕竟在卫国战争期间，他与丘吉尔的关系就非常紧张，在战争期间的几次会议上，他与丘吉尔的矛盾冲突非常多，而相比起来，他与罗斯福总统的关系就要融洽的多了。

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要想转变斯大林同志对英国的态度，多少还是有些困难的。

“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在巴勒斯坦的情报站获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信息，”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好的信笺，维克托一边将它舒展开，一边说道，“我们的情报人员已经基本确定了大卫王酒店爆炸案的详细内情，同时，也确定了‘伊尔贡’和‘斯特恩帮’这两个犹太人复国主义‘修正派’组织的领导人身份。”

这么说着，他将那张舒展开的信笺递到斯大林同志的面前，嘴里则接着说道：“我想，这两个情报对我们来说，应该是很有利用价值的，至少，我们可以用它们同英国人做一些交易。”

“哦？”斯大林同志显然是对这两条情报很感兴趣，在听了维克托的这番话之后，他伸手将那张信笺接过去，同时笑道，“这还算是一个好消息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