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崇祯皇帝看来，轮班匠制和卫所制一样，都是落后急需改革的陈旧制度，需要新的政策去代替。

但这种重大的改革，就像收复中原一样，不能短促而行，需要一步一步来，慢慢将其瓦解。

如果说崇祯施行上述的奖与惩，是为了稳住全国已经崩散的匠户制度，让工商业重新走上正轨，那么恢复班匠银制度，就是为彻底取消轮班匠制度，起了一个头。

这里的恢复班匠银制度，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恢复，而是要恢复初衷继续改革的意思。

成化二十一年起，全国范围内的班匠征银就已经开始实施。

“轮班工匠，有愿出银价者，每名每月：南匠出银九钱，免赴京，所司类赍勘合赴部批工；北匠出银六钱，到部随即批放。”

同时还规定，“不愿者，仍旧当班”。

很显然这不是强制性的，而是建议性的，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，即从政策上允许班匠以银代役，只要按规定出办工价银，班匠本身可以不去轮班。

但好景不长，因各方面的阻力，弘治十八年时朝廷又重新拟定了班匠银制度。

南北二京班匠，依照弘治十六年编填的勘合，有财力的班匠每班征银一两八钱，止解勘合到部批工。

无财力的班匠每季连同勘合解部上工，工满日批放，而且如果没有勘合，班匠即使纳银，也仍要到部轮班。

崇祯皇帝看得出来，弘治十八年的政策，在征银数额上比之成化时没有大的变动，但它却在各方面做出了让步，放缓了改革的进程。

弘治朝在十八年之后，更反复强调勘合的重要，把勘合作为征银的重要依据，开始加大对匠户征银的控制力度。

这基本上毁了多年的匠户制度改革成果，也让班匠银改革名存实亡。

其一，这是弘治皇帝面对各方反对匠户改革的势力做出的让步。

当初锐意改革的激情不再，但又不想让班匠银这每年至少几十万两的收入流失，彻底放弃改革，因而弘治才耍出了这一手段。

他让班匠银以另一种近乎畸形的方式继续存在，为朝廷增加收入，却使得匠户制度不比从前，更加混乱不堪。

其二，弘治十八年以后，朝廷屡次强调“有力与无力”，以此区分是否征银，这与前朝成化年间的“愿与不愿”，已有明显区别。

说白了，判断班匠有无出备工价银能力的工作，由所司官员负责，不由班匠自己决定，这更将征银的强制性增强到顶峰，使得许多匠户因此家破人亡。

全国范围的班匠完全征银，是在嘉靖四十一年完成的，征解数额仍是每班银一两八钱，再将每班银均为四份，即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。

各地方有司要计算出班匠银每年的数额，征完解部，年终造册上报。

从成化二十一年的首度改革，到弘治十八年面对阻力的让步，再到后来征收班匠银的强制性达到顶峰，直至嘉靖四十一年完成全国征银。

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化，班匠银从最开始针对落后匠籍制度的进步改革，彻底沦为一种朝廷新征收的税种，实际与提出时的初衷已无直接关系。

对于明廷来讲，财政又开发出一个新的税种，增加了收入，仅此而已，而对各地匠户而言，反倒更不如初。

这项制度对朝廷财政的收益是很可观的，去年仅京内的班匠征银便有六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两八钱之多。

崇祯皇帝要做的很简单，就是将成化二十一年的班匠银制度加以完善，推广全国，取代现有的班匠银制度。

虽然都是班匠银制度，但两者在意义上却截然不同。